总台记者观察丨伊朗防空力量准备好应对可能发生的侵略行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屈指可数的专著性教材，几乎所有教材都千部一腔，在体系、内容、观点以及风格上基本雷同，甚至出现了"法理教材天下抄"的现象。

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自然法传统，另一方面由于自然法理论自身存在上文所提及的一些缺陷。第二，在传统社会，法律与宗教相互结合的最典型模式是宗教法，印度教法、基督教教会法以及伊斯兰法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关于"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上，中国古代贤哲也许更明智。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神学家把法律的正当性则归于"神意"。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章和没有出版的讲义。这些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法律深受经济的影响。当此之际，中国法理学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德沃金的权利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哈贝马斯的商谈论。

关于初民社会，西方一些学者借鉴了人类学和法人类学的晚近成果，认为当时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和刑罚，并通过实证材料质疑了"原始社会"没有法律的结论。第二，法律体现了自由精神。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公共权威的合法性更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

在法治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中，其中当务之急便是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确保其合法行使，正当运行，从而防止其滥用权力，遏制权力腐败。或将权位作为礼物赠给自己的亲信。权力一旦异化，民众就有遭受自己选出的"公仆"压迫之险。因此，在法治社会，只有对公共权力予以有效制约，才能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才能有效防止社会公仆变为民众的老爷。

这样的权力监督机关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威，使之能够完全独立地行使监督权。二是现行三套专门监督检察机构都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的权能，近年来揭露来的高级领导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和贪赃枉法的事实，充分表明我们的监督机制缺乏效能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4）宗教法中不仅包括法律制裁，而且包括道德谴责和宗教训诫。为此，对于孟德斯鸠"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这个命题，我们有必要予以补充：只有公民能够实现自我立法，做法律允许之事，才不会限制他们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砸烂旧法统和"以俄为师"的背景下，50年代的中国的法理学以苏联的"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教材作为范本。

完全不正义的暴政与完美正义善治，都是少之又少的极端或特例，绝大多数法律秩序都处于这两端之间。二是实践导向的法理，如罗马法学家针对实践问题所进行的具体解答和学理阐释。法律文化是指特定社会中的法律观念。（6） 中国法理学的粗制滥造与缺乏合理的评价体制有关，因而需要建立公正的评价机制，鼓励学者厚积薄发，提出和阐发新的思想，创建并论证新的理论，改变目前"劣币驱逐良币，行政主导学术"的弊端。

实证主义法学进入中国之后，其正面效应是有助于人们把法律当作一种科学和独立的知识与理论体系，有助于中国法理学摆脱泛政治话语和泛道德说教，从而推动中国法律人专业法律思维的形成。一般来说，平等涉及三个维度。

此外，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许多惊喜，便利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拓展了我们的交流空间。这类隐喻虽然避免了明确界定法律含义的困境，并可以赋予法律以具体形象，但是如同任何隐喻一样，其模糊性不可避免地带来理解上的歧义和适用上的困难。

但是，这种进路也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只有司法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政治，立法过程和执法过程无论如何法律化，都无法消除它们的政治性。首先，统治者通过"君权神授"的仪式，或者借助于"真命天子"的拟构，把政治权力予以神圣化，从而为政治立法者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四是探讨中国社会的治理之道。忽必烈希望在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然后按照这个样板演变出所有可能的城市来。第一，法律主要出自政治权威，即所谓"宪令著于官府" ，至少法律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认可。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政治权威。

进入了中世纪之后，西方法理学的存在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神学法理，二是11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大学（尤其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对研究罗马法的学术研究和对"欧洲共同法"（ius commune）的探讨，三是英格兰法律职业者所发展起来的判例法法理，四是中世纪后期马基雅维里和博丹所倡导的国家法理学，这种国家法理学以强调君主权和国家主权为核心。在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和主要路径以及重大问题上，法理学研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而是各行其是。

他认为，现代社会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只能诉诸民主，换言之，只有公民既是守法者又是立法者时，法律对他们来说才具有正当性，因为这时公民所遵守的是自己制定或真实同意的法律。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关应聆听来自一般公共领域的意见，在慎思明辨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把民意予以提炼并加工成法律。

因此，任何时段的"法律地图"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在经济分析法学学者的眼睛里，法律的字里行间游动着成本与效益的盘算。

因此，法理学必须改变这种封闭和空而论道的状态，努力借鉴部门法的知识、洞见和理论，丰富法理学的内容和检验法理学的理论命题，并提出观照具体法律实践的一般理论和阐释范式。同样，法学学者最初阅读什么作品以及师承哪位导师，往往决定其一生的理论立场和学术路径。首先，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在西方，表示"法"含义的拉丁文"jus"、法语"droit"以及德语 "recht"，都有"公平"和"正义"之义。但，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无论如何精致，逻辑无论如何缜密，理论无论如何具有"科学"的外表，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掏空了道德基础和抽空了民主价值，把法律命运或者交给了技术官僚所行使的政治权威，或者交给了功能主义的法律系统。

初民社会的城市是"土木结构"，传统社会的城市是"砖瓦结构"，现代社会的城市是"钢铁结合构"。然后，他们相应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即压制型法（repressive law）、自治型法（autonomous law）和回应型法（responsive law）。

（5）中国法理学与部门法研究缺乏合作与互动，没有及时观照并吸收部门法的前沿成果，未能提出和发展对部门法具有指导价值的理论和原理，更很少直接运用法理学的视角直接研究和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难题。法律文化可以分为内行法律文化和外行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等。

于是，自然法理论在西方开始复兴，尝试重新确立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有人主张法律是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意志。

于是，历代统治者都尽力把这个秘密隐蔽起来。跨国法和全球法的出现，自上而下对国家法施加了压力，促其进行调整。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继续坚持自然法理论，则不利于确保现代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对于正义秩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分析，以及斯多葛学派所阐发的自然法学说，都包含着法理学的思考。

凡此种种，都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法律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法理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社会法学透镜下，白纸黑字法条的灵魂中隐含着各种社会因素的符码。

退宁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隐喻世界不同法律体系，以及同一国家或民族实际法律渊源多元性。在国家产生后至现代社会前这个漫长的时期，各个国家、民族或族群的法律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但透过表面的差异，我们通常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应该指出的是，过去一些人过分强调传统社会法律的阶级之维，忽视了法律的文化属性，固然失之偏颇，但近年来一些人过分强调传统社会法律的文化之维，忽视了法律所体现的等级性或阶级性，则是从一种偏颇滑向了另一种偏颇。不仅有益于特定的共同体，而且追求人类的普遍之善。